教师角色焦虑：怎样教学最有效?

　　翁绮睿：彭老师，您是最早把约翰·哈蒂的“可见的学习”系列著作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您认为“可见的学习”的独特魅力是什么?

　　彭正梅：我对德国教育的动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可见的学习：对800多项关于学业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可见的学习》)(教育科学出版社)当时在德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一时间几乎所有教育者都在谈论和引用哈蒂的研究，这是非常罕见的。德国的很多同行向我推荐此书，包括德文版译者克劳斯·齐雷尔(Klaus Zierer)，这促使我决定将此书引入中文世界。当然，《可见的学习》在英文世界也是影响甚广，成为了政策制定者最常引用的文献之一，《泰晤士报》甚至称它找到了“教学的圣杯”

　　《可见的学习》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原因与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运动兴起相关，其特征是越来越强调竞争、效率和问责。很多国家都将改善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视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PISA等大型国际测评项目已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教育事件，其测评结果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同时也引发了各国的教育改革焦虑，即到底应该如何提高学业成就。

　　《可见的学习》的主题与这样的国际趋势不谋而合，哈蒂这份耗时15年、涉及800多项元分析、50000个实证研究和2亿多儿童的“可见的学习”，就是要解决对于学业成就“什么最有效”的问题。哈蒂不再问“什么有效”，而是问“相对而言什么更有效”。“可见的学习”力图把138个(现在已经达到200多个)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按照其效应量大小放在同一根尺子上，这就是著名的“哈蒂排名”。有些国家按照“哈蒂排名”来确定和调整自己的教育改革重点与方向。很多学校和教师都希望找到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可见的学习》正好回应了这样一种需求，它有坚实的证据基础，并且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认为《可见的学习》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触碰到教育学科和实践的专业化问题。教育的专业门槛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低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教育的经验。对于教育议题，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我们实施何种教育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在很多时候只是反映了决策者的一时之好。《可见的学习》则是体现了教育的一种专业化转型，它强调教育决策必须以证据为基础。哈蒂将这种教育转型类比成原始医学向现代循证医学转变的过程，他认为那些不采信证据、基于主观偏好的教育实践就如同千百年前未成熟的医学一样，进行着“最轻率和最不负责任的人体实验”。

　　除了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学研究以外，另一种很有前景的科学化研究路径就是从“人如何学习”的大脑机制入手的学习科学和神经科学。哈蒂的新书《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试图从最前沿的学习科学和脑神经科学切入，推动教育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就是从后一种路径诠释、论证和回应了在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翁绮睿：那么，哈蒂的“可见的学习”究竟发现了“什么最有效”?“让教学对学生可见，让学习对教师可见”，这就是“可见的学习”。您能否详细解释应当通过哪些方式让教学和学习“可见”?

　　彭正梅：“哈蒂排名”是按照效应量大小来对138个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的效应量的排序。尽管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比较小，但影响因素比较大的效应量也很少，大致成正态分布。哈蒂把0.40作为一个关节点，他把大于0.40的影响称为“期待效果”。如果把138个因素归入到学生、家庭、学校、教师、课程和教学6大类别，我们可以看出，对学业成就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教师。

　　“哈蒂排名”让我们认识到教育改革和治理要从结构转向人员，进而言之，就是要转向教师。教师在学生的学业成就中扮演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说哈蒂发现了“教学的圣杯”。

　　因此，“学习的可见”要求教师要从学生的视角看待学习——理解学生的现有水平，设计有挑战但难度适中的教学任务;为学生搭建脚手架;采取合适的评价方式，了解自身的影响力;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教学;向学生提供有效反馈。学生要成为自己的教师——发展元认知能力来管理学习，清楚地意识到学习意图(即要达成什么目标)和成功标准(即什么迹象表明已经取得成功);掌握和使用学习的语言;根据反馈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或寻求同伴或教师的帮助。《可见的学习(教师版)》为教学的每个阶段设计了相应的检查单，《可见的学习在行动》展示了很多学校和教师如何开发和使用合适的工具来促进这个过程，比如评价量规或矩阵、检查单、学习进程可视化等。“认识你的影响力”是“可见的学习”的最有力呼吁。

　　翁绮睿：哈蒂的研究揭示了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关键作用，与教师有关的因素效应量也是最高的。为了实现“可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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